全世界通胀持续升温，粮食价格保持在10年高位。今年以来，粮价持续上涨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为：多国遭遇的极端天气增加市场对相关农作物的减产预期；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形成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相互传导；农业主产国实施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加剧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。
近日，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，11月粮价连续第四个月上涨，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4.4点，是2011年6月以来的较高水平，环比增长1.2%，同比增长27.3%。乳制品价格指数领涨，环比上涨3.4%。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.1%，同比上涨23.2%。小麦价格达到2011年5月以来的较高水平。
在全世界粮价持续上涨之际，手中有粮，心中才能不慌。12月6日，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，同比增2%，再创新高，连续7年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。
粮食价格上涨对我国有多大影响？在当前农产品贸易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化的背景下，我国怎样稳住自己的“脚跟”和守住自己的“底盘”？围绕上述问题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我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。
一、消费、供给、贸易联动导致粮价上涨
粮价上涨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？
整体上看，今年全世界经济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，但是，疫情防控形势并不乐观，疫情带来的不稳定、不确定还是基本常态。在此背景下，全世界供需出现明显结构性错配，粮价的上涨其实是资源性产品价格相互传导和放大的问题。
全世界产业链、供应链、运输链受阻，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带动化肥生产成本上升，化肥价格上涨必然带动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，成本上升推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，全世界各国概不例外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消费影响供给，供给影响贸易，消费、供给、贸易三者联动导致粮价上涨。
长期来看，全世界粮食供需结构有何特点？
在疫情暴发之前，全世界每年农产品的总供给是能够满足总需求的。但是，各国、各区域之间存在资源禀赋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，由于贸易的不平衡，一些国家出现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，另一些国家由于缺乏购买能力和本国生产能力不足导致缺粮。与此同时，在粮食供给方面尚未建立起富国援助穷国的相关机制。
就东亚国家而言，例如我国、日本和韩国，由于人多地少，资源性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高，加之需求仍在持续增长之中，供给增速赶不上消费增速。因此，近年来这些国家资源性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普遍高于市场价格。
从农产品贸易结构来衡量，我国面临什么问题？
坦率地讲，我国与日本、韩国高度相似，在农产品全世界贸易特别是大豆、棉花、糖料等资源性农产品贸易中竞争力不足。
一是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。2003年，我国农产品贸易顺差25亿美元；2004年至2020年，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从46亿美元上升至948亿美元；2021年1-10月，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1140亿美元。
二是资源性农产品特别是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。2020年，我国粮食总产量近6.7亿吨，进口总量近1.43亿吨；肉类总产量7749万吨，进口991万吨；大豆总产量1960万吨，进口首次超过1亿吨。今年上半年资源性农产品进口势头更猛。
二、耕地“非粮化”问题如何破解？
粮价上涨对我国有何影响？
当前，我国国内市场粮价保持温和上涨态势。国外和国内粮价上涨在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都会对我国产生影响。其中，从认识层面来讲，怎么样稳住自己的底盘？我国自己的资源性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，要把粮食特别是口粮安全放到“三农”工作的首位，要落实党政同责的制度安排，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。
客观来说，我国在农产品安全包括在粮食安全方面面临挑战性问题是长期态势。因此，要有底线思维，要保持清醒认识，要有忧患意识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国也要有足够的底气，“手里有粮心里不慌”，我国在口粮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的，也必须有保障。更应该关注的是口粮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供给情况，包括价格的变化，或者说对供给链的影响。
能否展开谈一下我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情况？
看粮食、看农产品整个进出口贸易需要有宏观视野，应该有足够的战略高度。事实上，怎样在口粮安全的基础之上确保粮食安全，在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确保食物安全？这其实是一个递进式的安全问题。
口粮、粮食和食物是涵盖面逐渐扩大的三个概念。就我国而言，口粮主要包括小麦、水稻，粮食还包括玉米、豆类、薯类，食物还包括肉类、蔬菜、水果等。要实现口粮、粮食和食物的递进式安全，则涉及到生产链、供应链（国内+国外）和利益链的问题。
从生产链来看，目前我国的耕地面积为19.18亿亩，如何平衡粮食、油料、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？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。
从供应链来看，在城镇化、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，如何平衡不同用地、不同产业、不同作物的国土空间布局？如果生产满足不了需求，怎么办？可以依托进口来填补口粮以外的其它农产品缺口。这就涉及到供给链的安全问题。我国的农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在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巴西、阿根廷等国家，需要进行更加长远、安全的贸易布局。
从利益链来看，为什么我国农地资源如此稀缺，但有的地方会反复出现季节性撂荒和全年性撂荒现象，而且耕地越稀缺的地方撂荒越严重？根源还是在于种粮效益低。成本增加的幅度远超过粮价上涨幅度，农民怎么会有积极性呢？
一个尤为明显的现象是，考虑到回报率的问题，农民更愿意种植水果、蔬菜而不是粮食。因此，从实践层面来看，需要担心的更多是“非粮化”问题而不是“非农化”问题，也就是说，“我不担心农民不搞农业，我担心的是农民搞粮食产业的积极性不高”。
那如何提高农民搞粮食产业的积极性，确保口粮、粮食和食物的递进式安全？
张红宇：这就延伸出新的问题，生产农产品的农民收入怎么样？具体需要考虑三方面：一是搞农业的人的收入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；二是中西部地区、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和东部地区的农民的收入差距。三是搞粮食的农民和其他农产品生产的农民的收入差距。
从整体来看，则需按照保总量、保优质、保多元化的步骤依次推进。
在认识层面，要树立“以我为主”的农业产业安全观。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不仅仅是社会问题，而且是政治问题。我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我国人自己手里。
在实践层面，要确保产能。立足国内，利用国内资源、国内供给解决国内需求，小麦、水稻作为口粮必须我国自己保，在此基础上适当进口其它需要的资源性农产品。而考虑到我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，我国百姓应该对农产品价格逐步上升有一定“容忍度”。
在政策支持层面，从税收、金融、保险等方面着力，加大对“三农”的支持力度。
在科技支撑层面，依托生物技术提高单产水平非常重要，这其实是下一步我国需要倾注全力解决的重大问题。同时，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，千方百计提高建设标准，挖掘增产潜能。通过地力的提升和单产水平的提高，进一步提高粮食和其它资源性农产品的生产产能。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